我不敢相信地问：“废除暂住证和收容谴送？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”
阿宝说了句：“这事你们也相信？真是天真！”便打着哈欠回了宿舍。
王义严肃地点点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你打吧。”
我疑惑地拿起电话，拔了十几次“１１０”才打通，我激动地说：“国务院己经明确规定废除暂住证和收容谴送，但刚才，我的一个朋友还是被治安队人抓去了。”
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１１０警察竟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答：“我们东莞就是要查暂住证，现场应该有公安局领导在指挥查证，你问他们吧。”
然后是“啪”地一声，电话就被挂断了，“嘟嘟”的声音响了好久，我都不敢相信我刚才听到的话出自“１１０”警察之口！
我将“１１０”的话重复给王义听，他也不相信，但再拔１１０时，却怎么也打不通了。
最后的希望破灭后，我只好静静地守在电话机旁，睁大眼睛看着窗外浓重的夜色，度日如年。第一缕亮光出现在窗口时，我立刻跑出去搭车。
可是当我急忙赶到ＨＭ镇那家派出所时，值班警察却冷冷地说：“这里没人！”
我立刻怔住了，但还是哀求道：“那请你告诉我，昨天抓来的人都被关在哪里了？”
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“去隔壁治安队问问吧。”
原来隔壁还有治安队，我赶紧跑到治安队，请值班治安员查看昨天的记录，但治安员强硬地说：“先交五块钱填表。”
虽然我知道一张表格五块钱太多，但还是什么也没说，乖乖地交五元钱领了一张表。生活早己教会我，反抗不但无用，还自取其辱。表格无非是被查询人姓名、性别之类的。填好了，还要再交三十元的查询费。拿了钱，那个治安员才帮我查询。结果表明，确实有个叫沈洲的昨晚在路上被抓进来了。
查看了工作单位及年龄、性别，我确信这就是我要找的沈洲，便急切地问：“要交多少钱才能赎人呢？我要赎他。”
那个治安员却摇摇头：“你不能赎人，必须由他所在的工厂厂长才能赎人。”
每个厂都必须有一个本地厂长，这些厂长拿着一份高工资，平时很少在厂里出现，只有工厂和当地政府需要沟通时，才由他出面。可我不认识“金秋”厂的厂长，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到“金秋”厂总机，接线员一听ＩＥ主管被抓了，立刻答应帮我找厂长。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迈着八字步的本地厂长终于出来了。厂长姓莫，我们都叫他莫厂长，一副典型的东莞五十多岁老男人形象，衣着朴素，貌不出众，听说在进“金秋”厂之前就是一个种田的农民。莫厂长倒还和气，答应和我同去赎人。因为沈洲在厂里的职位比较重要，厂里破例派厂车前往。由莫厂长出面，我交了２５０元钱，治安队才答应放人。
不一会儿，被放的一行人走了出来，这些人中就有沈洲。不过是一天不见，他象是换了一个人，步履僵硬，头发零乱，目光呆滞。我刚想迎上去，却听见旁边一声怒喝，出来的人便在治安队的铁门口全部跪下，看到面前的情景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立刻涌了出来。沈洲，在厂里他是多么高傲的人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