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妈刚才还堆满笑容的脸立刻变得怒容满面: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?我还不是为你好,开服装店能比结婚重要!你也不想想,就你那名声,要是再被刘军甩了,看你还怎么有脸在家里呆下去!”

我痛苦地说:“可是,登了记他也不一定和我结婚的。再说了,我的钱其实。。”

我是想告诉我妈,我的钱只有两万,但我妈怒气冲冲地冲我一瞪眼,厉声说:“你给我闭嘴!只要登了记,他要是敢不娶你,我就天天到他学校闹!”

我立刻闭了嘴,我知道我妈说得到做得到。在农村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,结了婚若男方想离婚,女方就算拖不死你,也让你半生不能安宁。登了记要是不结婚,不但双方名声都不好了,女方的妈妈充分使用农村妇女的伎俩,整天到你单位哭天抢地,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!倘若男方是吃国家饭的,那就更有把柄被人攥在手心里了。

在婚姻的关系中,特别是在农村,无论承认与否,男方大都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。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,也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这是可以理解的,兔子急了还咬人呢,何况是人被逼急了。

所有这些手段,即便是现在,仍然十分奏效。

虽然,这样的婚姻并不是我想要的。但我妈说得没错,要是和刘军分手了,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他甩的我。我不但更加臭名昭著,再想找到象他这样年龄、相貌都般配的对象,又谈何容易呢。

村里别的女孩子找对象,不但过年过节男方家要送价值不菲的“节礼”,订婚的时候,还要送万儿八千的礼金,礼金是给女方父母的。除此之外,以后小两口要用的家具、电器、衣物、日常用品等等,均由男方家做好买好送到女方家,这些物品统称“彩礼”。结婚那天,这些“彩礼”便变成了“嫁妆”,再浩浩荡荡地由女方家拉到男方家。若是男方家的“彩礼”足够丰厚,女方家就不用花太多的钱了,在别人面前也很有面子。当然,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,对方是名声清白的处女。若婚后男方得知自己被骗,女方便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并且,女方在村里,一辈子也别想抬起头,唾沫星子是可以淹死人。

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贞操观,即便在高度发达的大城市,也是阴魂不散。在农村,就更是根深蒂固的了。象我这样名声不好的女孩子,即便心思灵透,即便纯朴善良,即便貌美如花,在他们眼里,也是一文不值。所以村里未婚女孩子的那种待遇,我是断断享爱不到的。

我妈对刘军一家忍气吞声,也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现在的身价。要么减价处理,嫁给一个又老又丑或残障智障的男人;要么就象现在这样,嫁给一个象样的男人,如刘军这样,但必须倒贴。而刘家,显然是知道这点的。我妈情愿倒贴也不要我选择前者,己经对我非常仁慈了。别人养女儿都有得彩礼拿,只有她养女儿还要倒贴,在这一点,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她。

除非我再次离开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,否则,只要我想在家里找男友,便永远摆脱不了一文不值的身价。可我再也不想外出,不想打工了啊。考虑再三,我终于决定:就按我妈说的去做,只要登了记,又有我妈死缠烂打,谅刘军也不敢反悔。到那时再砸锅卖铁凑那一万元钱,我相信只要我家和他们齐心合力,东拼西借,凑足一万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
也许,我这样是对刘家的欺骗。但反过来说,刘军一开始就是奔着我的三万元钱来的,动机同样不纯。我相信刘军和我一样,原本都想做一个善良而有尊严的人,但所谓的善良和尊严,在冷酷的现实面前,是怎样的不堪一击啊。但他若娶了我,我的耻辱便要分给他一半,他又何尝不感到委曲呢?

现在,话己摊到了桌面上,既然他无情,我又何必有义?纵观周围,有多少对婚姻是基于道义勉强维持,而并不是因为相爱。以我现在的处境,最需要的就是一份婚姻。婚姻,说到底,是做给外人看的。至于是不是貌合神离,是不是两情相悦,外人哪管得了这些呢?

事到如今,除了牢牢拴住刘军,拴住这桩注定不会幸福的婚姻,我实在是无路可逃。这就如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至于发射出去的后果是什么,却不在我考虑的范围。

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也无所谓谁对谁错。或者我和刘军都错了,又或者,我们都没有错,但这一切,只有天知道!我感到无限悲哀,为自己,也为刘军。

一旦把钱给了刘军,我便不能到“中兴”商场卖童装了,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。正考虑要不要给二嫂打个电话时,二嫂却火急火燎地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刚“喂”了一声,她就迫不及待地问:“海燕,你那个档口到底还租不租?要租,就赶紧过来把合同签了,租金交了,要是不租,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等呢。”

我沮丧地说:“对不起,二嫂,我要登记结婚了,没法去卖衣服了。”

二嫂很是诧异:“你怎么这样想?登记结婚又不耽搁卖衣服。要按你那样说,我和你二哥就不能卖衣服了?”

我苦涩地说:“我和你们不同。”

二嫂一个劲地劝我:“海燕,大家都是人,有什么不同?你就甘愿一辈子呆在那个穷乡僻壤挨苦受穷?你不为自己想想,也要为你弟弟想想。”

我真是有苦难言,只能对着话筒唉声叹气:“没办法的,己经决定了。”

二嫂生气地说:“既然你己经决定了,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?”“啪”地一声挂了电话。

那一声“啪”地挂电话的声音,象一记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。去县城卖衣服的路断了,看来,我只有把命运和刘军捆在一起了。

虽然现在登记不象以前那样强制婚检了,但登记之前,刘军还是过来带我去做婚检。

我妈不以为意道:“现在不强制做婚检了,哪还有人去做?不过是走走形式,收钱盖章,有病也查不出,现在不强制了,谁还去花那个冤枉钱?”

刘军却严肃地说:“我不管别人怎么样,我们是一定要婚检的。”说完,轻蔑地瞥了我一眼。

听了这话,我知道他是怕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脏病,羞愧地低下头。刚才还满脸笑容的我妈,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再不说一句话。

婚检那天,虽然我们特意照了几张一寸照片。到了镇卫生院,这也是镇上唯一的一家卫生院。听说我们是来婚检的,负责婚检的两位医生都感到惊讶。原来自从取消强制婚检以来,我们是第一对来婚检的人。